入蜀治益，名震天下
抃公在地方任上所取得的成绩最大者，要算是在治虔、治越和治蜀上----尤其是后者。虔州（今江西赣州），地处僻远贫困大山区，“素难治”（一向难以治理）。抃公从右司谏贬至虔州任知州后，实行“严而不苛”、宽严并举之策。主要是加强对县令的管理、指导；同时，又让他们放开手脚。抃公“召诸诚县令，使人自为治”（召集所有属下县令告诉他们，每个人都要管好自己的职责范围）；但有言在先，只要事办好了，老百姓高兴，吾一无所问。“令皆喜，争尽力”（县令都十分高兴，争取竭尽全力办好此事）。于是，“虔事为少，狱以屡空”（虔州人犯罪很少，监狱常空）。又“改修盐法，疏凿赣石，赖其利”。而虔州辖地出现了一个社会稳定、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。虔州与岭南邻近，又是两广要冲。时在岭南任职的两广外籍官员死后，死者及其家属因贫困而无以还乡。抃公造舟百艘，并通报诸郡仕宦之家，“不能归者，皆于吾乎出”。于是，死者仕宦之家均纷至沓来。抃公授予舟楫，发放路费，一一送他们踏上归途。
抃公一生，曾四次入川任职治蜀。头次是赴蜀任江原（今四川崇庆）县令。第二次是移梓州路转运使，改益州（今成都）。蜀地，山高皇帝远，本难治之地。基层小吏，“肆为不法”；州郡达官，“公相馈晌”（意即慷国家之慨，行贿受贿，贪污腐化）。抃公此次抵益州后。首先整顿官风。他“身帅以俭”，做出表率；并要求各级行政官员必须清正廉洁、执法守法。有不从者，按典章恶惩！“蜀风为变”。所辖穷城小县，抃公也均派部下一一深入视察、访问。父老乡亲无不欣慰，刁官奸吏无不惊恐。
抃公第三次入蜀是在英宗治平(1064～1066)年间。他因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做出了显著成绩，朝廷加封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成都府。抃公到任后，“以宽为治”。以往任梓州路转运使时，便曾获悉有人曾以祭祀为名聚众闹事，当局曾对闹事者施以峻法：其首处死，其协从者刺面发配。抃公此次抵益，适逢此狱再犯。“其人皆惧”，认为“公必尽用法”。经查，发现属一般性聚众闹事，案情也并非所闻那么严重。于是他亲自处置：刑惩首恶，释放余人。“蜀民大悦”。
第四次入蜀则系抃公知杭州、后移知青州（今山东青州市）任上时。青州正遭蝗、旱二灾。蝗灾刚刚扑灭，时成都的戍卒（戍边部队）骚动告急。时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宋神宗诏抃公以大学士复知成都。神宗曰：朝中更合适的人选莫如你，“（尔）能为朕行乎”？抃公对曰：“陛下有言，即法也，奚例之问？”抃公受命于危难之时。抵任后，“治益（成都）尚宽”，对戌边部队的处理，则致力于沟通。一日，坐堂上，有卒长在堂下。抃公好言相劝说：我与你年龄相仿，我只身入蜀，为天子抚一方。你亦应廉洁、谨慎，要有无私无畏的精神，率领大家守好疆土，等守边任务完成后，你带着国家给你的酬资还乡，合家团聚，安顿好家室，过太平日子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这番入情入理的话，在军队中竟相传播，产生了强烈反晌。戌卒“莫敢为恶”。蜀安然。
此任期间，剑州（今四川剑阁县）李孝忠集众二百余人，私造符牒，度人为僧。有人以谋反罪加害于他们。根据刑律，犯谋反罪是要全部杀头的。抃公深知事关重大。于是他不将此案交狱吏办理，而是亲自将其从轻发落；处李孝忠“以私造度牒”罪；“余皆得不死”。
此次任上抃公所办的另一件极出色的事是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处理。茂州（今四川茂县羌族自治县）夷人（羌族）部落经常以武力犯成都境。抃公因治蜀得力而声威大震。夷人头领因害怕抃公征讨而主动请降，并要杀一奴婢取血以盟誓。抃公很愿意与夷人友善、盟誓结好；但反对杀奴婢取血。抃公令：“人不可用，三牲可也。”抃公的使者抵达后，夷人首领鹿明玉遵从抃公的指令，改用饮牲畜血拜天盟誓结好。从此，益境太平，夷人诚服听命。作为一位九百余年前的封建士大夫官员的抃公，在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上，竟有如此的胆识、胸怀和政策，这就很难得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