越州救灾及曾巩的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
抃公于熙宁元年（1067年）擢右谏议大夫（属中书省）、参知政事后，与富弼、曾公亮、唐介同心协力辅政，很得神宗赏识。然而，此时王安石发动了变法。朝中一批颇有资历才华的如欧阳修、韩琦、富弼、司马光、苏轼等一批老臣，对此不很理解。抃公无疑也在其列。他们或愤然辞职（如司马光辞枢密副使），或与之抗争。王安石变法，无疑是一场推动历史进步的变革，然而，这场变革要在北宋神宗王朝内部进行就必然要遭遇很大阻力，就必须会遇到许许多多无以克服和突破的局限。同时，就变法内容而言，又确有好些不切实际而值得探讨的东西。如青苗钱便是激烈论争的一个焦点。群臣批评“青苗钱取利于民为非（指这样做不对）”；可宋神宗对此之说异常反感、恼火，硬说“朝廷本为惠民”，“取利非朝廷本意”。抃公原是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，并曾极力推举他做宰相。然而，“青苗钱”的实施，则引起了抃公极大不满，乃至愤怒。他上书神宗曰：“朝廷事有轻重，体有大小；财利于事为轻，而民心得失为重。青苗使者于体为小，而禁近耳目（指朝廷忠良）之臣用舍为大。不罢财利而轻失民心，不罢青苗使者而轻弃禁近耳目，去重而取轻，失大而得小，非宗庙社稷之福。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。”抃公上此书后，数次呈书请去职。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四月，又再次呈书请去。不久，抃公除资政殿学士、知杭州；“未几徙青州”。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复知成都。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知越州。抵任后第二年吴越大旱，继而大疫。灾情严重，震惊全国。苏轼《赵清献公神道碑》载：时“吴越大饥，民死者过半”。曾巩在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中写道“是时，旱疫被吴越，民饥谨疾病，死者殆半，灾未有巨于此也。”
抃公越州救灾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。
《宋史》及苏轼的《赵清献公神道碑》，对抃公越州救灾，均有较多篇幅的记载。而与苏轼同时候的曾巩，则为此写下了专文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。该《记》是曾巩的代表作之一，也是中国古文中的名篇。评论家们认为，该文之所以打动人心，首先在于抃公救灾事迹本身，当然与文章在艺术上的特色也是密不可分的。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详细记录了抃公救灾前的“谨其备（充分准备）”、开展救灾的生动事迹及其救灾效果。全文一千余字，结构紧凑、完整，语言简洁、凝炼、质朴。读之，字字落地有声。这是古籍中绝无仅有的研究抃公越州救灾的极其珍贵历史资料。
熙宁八年（1075年）夏，吴越大旱爆发。因灾荒将引起的“民大饥”到来之前的九月，已年迈67岁的抃公，便向他所辖州、县官吏下达了如下调查令：（一）受灾有多少乡村、面积有多广？（二）百姓能自食者有多少户，多少人？（三）官吏中，能献出多余粮食的人有多少、粮有多少？（四）国库存钱、粮能拿出来救济的有多少？（五）可募粮的富户有多少？（六）寺院、道观在保证自食的情况下，能募出来供救济的粮食有多少？如此等等。抃公在将以上调查项目一一查对、登记在册后，便组织发动州县积极开展募粮募钱救灾活动。
州县官吏记录孤老疾弱，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。抃公从富人及僧人、道士那里募得粮食四万八千余石，并“佐其费”。自这年十月起，孤老疾弱、不能自食的灾民，均发放粮食人日一升，幼儿减半。抃公见人多拥挤，怕被踏践、踩伤，于是，又改受粮者男女异日，人受食粮两日。又挂念着灾民们流亡在外，故抃公在城市郊野，又办起了五十七个发放所，以便他们就近获得救济粮；并告以“去其家者（指离开家园者）勿给（粮）”，以劝流亡者速速还乡。救灾工程巨大，执事官差奇缺。于是抃公便取不在职而居于越境之吏，供其食而任以事。使救灾工程得以顺利进行。抃公又从州、县官员那里征得粮食五万二千余石，一律按平价出售给有自食能力的灾民。为方便灾民购粮，建售粮点十八所。又佣灾民建筑城池，付予钱与粮，以使自食其力。凡向富人借赁钱粮贫困者，抃公限富人待稼熟收获之季，方可取回本息。被遗弃之孤儿孤女，抃公均派人一一收容抚养。抃公一生“嫁兄弟之女十数，他孤女二十余人”。这“他孤女二十余人”里，便有当年在越州救灾时所亲自收养的孤女。
第二年春，瘟疫肆虐。抃公组织动员州县建造病坊，收容治疗疫者。又募得僧人二名，归于属下，协助视察医疗饮食，令无依无靠者有所依；凡死难者，均派出使者予以安葬。“公于此时，蚤（同早）与夜惫心力不少懈，事细巨必躬亲，给病者药食，多出私钱（指为之出医药伙食费）“（抃公）以家赀（同资）先之，民乐从焉”。真可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为救民于水深火热中，抃公无私无畏，敢破敢立，不拘一格。按以往规定，“岁廪（指开仓救济）穷人，发给粟三千石而止”。然而，救灾中抃公赈济穷人的粮食又何止是这个数的十倍！“法：廪穷人，尽三月当止”。而抃公“廪穷人”自头年十月到第二年“尽五月（方）止”。凡事有非议和追究责任者，抃公均一人以当之，决不累及下属。正是由于抃公无私无畏、鞠躬尽瘁，越州灾民才得以“免于转死”；“生者得食，病者得药，死者得藏（意葬）”。越州救灾中充分展现出抃公一心为民的父母官的形象，与那些对人民疾苦视而不见、麻木不仁的庸官、昏官，与那些一心只想吸干人民血汗，包括那些胆敢贪赃国家所发放赈灾救民财物的大小贪官，形成了鲜明对照！故曾巩曰：“其施虽在越，其仁足以示天下；其事虽行于当时，其法足以传后”。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。曾巩的这番话，真可谓高瞻远瞩，洞察秋毫，耐人寻味。
